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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群星闪耀时

2019-03-02 16:36


  这一年,新思潮不断涌现,大师成群而来。从本土饱学之士,到留学归来者,思想活跃、交相辉映。他们锐意革新,思想自由、才华横溢,每个人物恰似一颗耀眼的星辰,共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。

  现在回过头来看,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大师何以成为大师?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重新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,回望那个波澜壮阔、吐故纳新的大时代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自复刊以来,陆续推出了多期关于民国历史与人物的封面报道,记者们翻阅史料,采访后人,行走故土,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独家观点,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反馈。

  本书(《中国群星闪耀时——时代风云中大文人的命运流转》)中,我们选取了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十位人物。在思想文化上,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者蔡元培、胡适、梁漱溟,他们参与了“新北大”的缔造,在动乱时局里,开辟了一块思想知识的净土;在考古、文物收藏、文学领域,也诞生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,比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,著名翻译家傅雷,文物研究者、大收藏家张伯驹,文学大家钱锺书;在那个乱世里,也催生出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,比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沈从文、漂泊中写尽人生悲苦的萧红、细腻描摹人间世情百态的传奇女子张爱玲,他们的存在,给那个时代增添了一份细腻的关照。在那个动荡、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,这些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,开创了文化上的新气象。

  回望历史,1917—1919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。蔡元培接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,于北大确立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原则,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有了实在的阵地,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、变革和复兴局面徐徐展开。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先后邀请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。新旧政体交替的年代中,许多学人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,也未必获得正式的学位,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及价值,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蔡元培的眼光、判断与执行力。

  当时,26岁的胡适和24岁的梁漱溟都在受邀之列。1917年6月9日,参加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口试不久的胡适,匆匆踏上归国之旅。在外求学7年,26岁的胡适肯定想不到,初拟“以农报国”的自己,已经以一篇发表在当年1月《新青年》2卷5号上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闻名国内。

  等待他的,还有北京大学教授一职。当时蔡元培已经邀请《新青年》的创办者陈独秀从上海来北京,一同加入北大。之后,陈独秀通过与胡适的两三次通信,邀请其回国。自此,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,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。

  那时,蔡元培麾下的北大文科系初成气候。但罗致人才依然在继续,蔡元培接着邀请了当时在国民政府司法部担任机要秘书的梁漱溟,加入北大哲学系任教,梁漱溟后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上,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。

  在考古学领域,考古学家李济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,在学界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。他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,1929至1937年,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,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,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,殷墟发掘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。

  在文学研究上,钱锺书先生是低调为人、高调治学的典范。他苦心孤诣,著书立说,撰写了《谈艺录》《宋诗选注》《七缀集》等重要的学术著作。倾注多年心血写作而成的百余万字作品《管锥编》,更是一部贯通文史哲、融会中西方文化的古文笔记体巨著。

  作为豪门贵公子,张伯驹似乎是为收藏而生的人。他一生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,他雅好琴棋书画,凭借独到的眼光和经济实力,购藏了大量名画、名帖等稀世之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国家,古往今来,以私为公者,屈指可数,张伯驹便是这少有的一人。

  著名学者、翻译家傅雷先生,以《傅雷家书》为大众所熟知。他的一生并不长,却倾注了半生心血在翻译上,几十年如一日。作为一名翻译家,他译著丰富,坚持翻译完了《巴尔扎克全集》、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等著作,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打动了许多人,丰富了一代人的文学世界。

  在文学创作上,有我们熟知的作家沈从文,他的一篇《边城》,描绘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和人性的善良美好,其别具一格的美学艺术,赋予了《边城》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。之外,还涌现出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女作家——萧红和张爱玲,她们二人都被后人列入“民国四大才女”,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表达在文坛上独树一帜。

  萧红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笔触,留下了很多打动人心的作品。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赫然独立的状态,自传体小说《呼兰河传》,写尽了故乡小城里的悲苦和人生百态。在经年漂泊中,她对自由和爱情义无反顾的追求,浑然天成的写作才华,在当时的女性作家群体中相当令人瞩目。

  张爱玲,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,唯一兼具显赫家世、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。她是谜,是符号,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。在不同的时代,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、补白和重构。不管怎样,在现代文学史上,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

  这些传奇人物,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。他们倾其全部的生命能量,投入对人生追索中,饱含着一种奋不顾身的孤勇和对生命极大的热情,在对于时代、家国的责任和关照中,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。

 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,依然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。他们的学识和思想,延续至今,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处世方式。我们在怀念之外,更希望在阅读的过程当中,获得灵感和启示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,如何更好地去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困境。

  蔡元培认为,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的地方,而不是贩卖知识或者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场所,因此,大学校园必须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与独立求真的人格。

  梁漱溟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,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,以95岁的高龄善终。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,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,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。

 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,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如鱼得水。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,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上,以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。在某种程度上,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主义者。而稍早留学日本的鲁迅,成长环境完全不同。

  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夏志清和许子东都认为,京派文人对沈从文的接受,除了对他才华的欣赏,也含有壮大集团队伍的考虑。因为,这些京派作家中不乏成名的诗人与学者,却独缺可与左翼抗衡的小说家。

  我们可以从中体会钱锺书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低调为人、高调治学的典型形象,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,他尽可能远离政治,保持人格风度,用无功利之心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。

  傅雷之死,这么多年仍是回声轰隆,逼人直视历史,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。在傅雷身上,越到后期,越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的品格。

  萧红选择了自由写作,家国想象中的“左翼女作家”标签对她并不适宜。端木蕻良后来评价说:“创作,是萧红的宗教。”

 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学界,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。1929至1937年,他主持的十余次殷墟发掘,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,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,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。

  章诒和小的时候听父亲章伯钧神往地说起张伯驹收藏的故事,忍不住打断问道:那这个张伯驹是做什么工作的呢?章伯钧笑着说:“其实公子哥儿,就是他的工作。”章诒和对这个回答颇感惊讶,章伯钧进一步解释:“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,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。”

  她是谜,也是一个符号,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兼具显赫家世、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。不同的时代,她的作品和她这个人都在被复写、补白和重构。几乎没有哪个作家像她一样,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,并发展成“张爱玲学”;同时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,误上神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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